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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法律适用瓶颈 精准打击拒执犯罪
 

发布时间:2018-11-13 11:48:37     投稿信箱:cjbdtougao@163.com

         ——以打击拒执犯罪引领执行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的调研报告               

巴东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谊

  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以下简称“拒执罪”)是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一性两化”执行工作基本思路的重要内容,是确保执行力度最大化、持续保持对被执行人威慑力的必备手段,是推动执行案件质效提升、攻克执行难的终极武器,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开展执行工作的尚方宝剑。
  
  2015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6号,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确立了审理“拒执罪”案件自诉程序,让各级法院拥有了打击“拒执罪”的主动权,工作推进取得进展。
  
  但由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以下简称《刑法》313条)和《最高法解释》部分内容理解的模糊和歧义,特别是对“有能力执行”的立法本意的理解不够深入、准确,混淆了“有能力执行”和“有财产可供执行”两个概念的内涵,成为“拒执罪”案件办理数量少的瓶颈问题。
  
  本文拟提出思路和措施破解这一难题,并介绍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打击拒执犯罪引领执行工作新模式的探索和成效,让打击拒执犯罪在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发挥推动、引领和决定作用。
  
  一、“拒执罪”案件办理数量少的现状及原因
  
  当前,拒执罪案件办理工作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一是案件办理数量少。据2018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全国法院2015年1月至2018年4月,共判处拒执罪被告人8687人,按全国3500家法院计算,平均每家法院仅判处2.4人;按3年时间计算,全国每家法院每年判处仅0.8人。据全国法院大数据网显示,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三年多时间,全国法院审结拒执罪案件72683件,全国每家法院每年平均审结也仅7件。2017年,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544万件,平均每家法院受理约1500件,按此大致推算,执行案件中追究拒执犯罪率仅0.4%,办理数量不多,对拒执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河南省法院从2016年开始加大打击“拒执罪”力度,受到最高法院的充分肯定。2017年3月2日,周强院长批示“应大力宣传河南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河南法院2016年审结拒执罪案件8537件,占全国10325件的82.6%;2017年审结32837件,占全国法院56555件的58%,其他法院办理仅占不到一半,发展不平衡。
  
  三是立案定罪标准不统一。据笔者调研,全国大多数法院包括公安检察机关办理拒执罪案件基本上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8月出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以下简称《人大解释》)和《最高法解释》规定的12种情节严重的情形予以认定,对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情形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部分法院按照刑法立法本意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进行解读,拒执犯罪案件办理数量较多,但各自的理解并不一致。例如,获得河南省打击拒执犯罪金牌法院称号的柘城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是指被执行人四肢健全、身体健康,有能力打工、种地、挣钱,能够部分履行义务而逃避履行的情形,都符合“拒执罪”打击对象。又如,《人民法院报》刊文推介打击拒执犯罪经验的安徽省贵池法院认为,被执行人不能证明自己无履行能力,包括躲藏不见、不申报财产等不作为的就可以认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湖北建始法院法官黄志佳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呼吁降低《刑法》313条对拒执罪限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入罪门槛,将313条修改为“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款,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些理论探讨和司法实践体现了开拓勇气和担当精神,有助于推动对 “拒执罪”的打击。
  
  笔者认为,造成“拒执罪”案件办理数量少且工作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律明确界定的12种构罪情形实际发生率不高
  
  “拒执罪”构成的法律依据主要有3个:一是《刑法》313条,二是2002年《人大解释》,三是2015年《最高法解释》。《人大解释》界定了构成犯罪的5条“情节严重”情形,其中第5条是兜底条款,《最高法解释》对之进一步明确,又界定了8条情形,目前法律明确规定的构成拒执犯罪的情节严重的情形一共12条。
  
  在执行实践中,这12种情形发生率较低且取证难度大。
  
  一是《人大解释》第(三)条界定的协助义务人拒不协助的情形,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此类情形明显减少,即使发生后,法院一般采取拘留罚款措施,特别是新民诉法规定对单位罚款金额提高到100万元,增强了威慑力,协助义务人要么提出合理理由取得法院谅解,要么履行协助义务。
  
  二是《人大解释》第(四)条界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妨害执行,随着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法院与纪委监委及组织部门的联动机制作用越来越大,公然利用职权妨害执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越来越少,相反支持和协助法院执行工作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越来越多。
  
  三是《最高法解释》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的伪造、毁灭证据妨碍执行人员查明财产的。由于执行中对被执行人财产调查主要是财产权属问题,比较直接简单,另有案外人异议程序解决争议,最高法院加强执行工作信息化建设之后,执行财产查控主要通过网络进行,财产权益争议减少,采取毁灭伪造证据妨碍执行的案件也不多。
  
  四是《最高法解释》第二条第(四)条规定的虚假诉讼类案件在诉讼阶段逐年增多,在执行阶段采取此类措施规避执行的情况很少,且取证难度大,虚假诉讼的认定主要还是属于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范围。
  
  五是《最高法解释》第二条第(五)、(六)、(七)项规定的暴力拒执类案件也在减少,此类案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率较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人民法院执行力量的加强和执行工作经验的积累,对于有暴力拒执隐患的案件法院均要先做出预案,即使有部分使用暴力的,法院采取带离现场拘留等措施也可制止,施暴力量和程度超过法院执行控制能力,导致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情况越来越少。
  
  六是《最高法解释》第二条第(八)项规定的拒不执行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实践中认识也不一致,有的认为只要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申请人均遭受到损失;有的认为,这种损失不应该指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没有得到实现的损失,而应该指拒执行为造成的新的损失。这种损失的界定十分复杂,且“重大”也没有统一标准,执行实践中此类适用也很少。整体上讲,只有《人大解释》第(一)、(二)项隐匿、转移财产类、《最高法解释》第二条第(一)、(三)项申报财产类和交付指定物类案件发生的机率较高一些,但各地法院掌握的标准也不一样,造成“拒执罪”案件办理数量少的现状。
  
  (二)按公诉程序办理“拒执罪”案件公检法配合不畅
  
  按照公诉程序办理拒执罪案件存在三个方面的困难。
  
  一是公安机关工作任务重,警力普遍不足,工作重点在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案件办理和社会治安稳定上,对办理拒执罪案件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积极性不高,法院沟通协调难度大。
  
  二是公安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和法院执行人员,以及法院执行人员和刑事审判法官之间对“拒执罪”的立案标准、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存在意见分歧,有的甚至由于事前沟通不够出现法院执行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公诉后,法院刑事法官认为不够成犯罪或者一审法院判决二审法院认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反而影响了执行工作开展。
  
  三是公诉案件周期长、效率低,一个案件一般要半年时间,不能适应执行案件数量多高节奏运行的需要。
  
  (三)两个《解释》未能涵盖执行中的各种复杂情形
  
  执行工作是一项社会性、实践性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工作,执行案件千差万别,可以说没有一个执行案件是完全一样的。执行实践中,除了两个《解释》明确的12种情形外,实际上还存在大量的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情形。而这些情形由于缺少具体规定,各地法院处理方式不一,且存在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概念内涵理解不深刻不全面不充分的问题,不能按照刑法立法本意正确的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制约了拒执罪案件办理数量的增加。
  
  很多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从诉讼开始就转移、隐匿财产,到执行阶段,只要不暴力抗拒,就不会受到法律惩处,同时了解到法院拘留十五天就要放人,熬过十五天“扬眉吐气”地走出拘留所,而案件无法执行。不仅没有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司法权威,助长了个别被执行人的嚣张气焰,影响了法院执行工作质效。
  
  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口流动性增强特别是广大西部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长,有的被执行人查无音讯,有的被执行人能够联系但拒绝见面,法院执行人员根据一些有限的信息线索千里奔波,耗时耗力耗经费,同时存在异地抓捕的安全风险和法律障碍,往往一无所获。而这些被执行人能够在外地务工或经商,其实是具备履行能力的,此类案件无法执行,导致很多被执行人逍遥法外未得到应有的处罚,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二、对“有能力执行”和“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区分
  
  从一般意义的字面理解,有能力执行和有财产可供执行区别不大,很多执行人员认为,有财产可供执行是有能力执行,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当然就是没有能力执行了,法院民事执行工作本身就是执行财产,包括资金、动产和不动产,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怎么执行?
  
  如果认为有能力执行就是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除了两个《解释》的12种情形之外,拒执罪的构成就出现了立法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既然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比如银行存款、车辆、房地产,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很多强制执行手段,有存款可以冻结扣划,有车辆可以处置,有房地产可以评估拍卖,法院为什么不采取强制措施处置,而要追究被执行人的拒执罪?如果法院采取了处置措施,执行了财产,被执行人履行了义务,又凭什么构成拒执罪?
  
  被执行人是否构成拒执罪,总不能由法院执行人员采取什么执行措施来决定吧,采取强制处置财产措施了被执行人就不构成犯罪,不采取强制处置措施,把财产冻结查封放在那里,以此为证据认定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是说不通的。
  
  最高人民法院为推动“拒执罪”打击工作,提升“拒执罪”打击力度和精准度,在公布《最高法》解释后,分别于2015年7月21、12月4日、2016年2月25日、11月30日、2018年6月5日分5期公布了全国法院办理的37个“拒执罪”典型案例,这37个案例中,有1例属暴力抗拒按妨害公务定罪,1例属公布失信后主动履行,1例限制高消费后主动履行,3例属拒不迁出房屋或拒不交付财产,其余31例均以《人大解释》第(一)项隐藏、转移、转让、毁损财产定罪。
  
  笔者发现,这些案件中,无论被执行人通过何种方式转移、转让财产,也无论是法院已查封的财产,还是未查封的财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被执行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后,均通过处置财产获得了收入,且未用这些收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据《人大解释》从转移、转让、处置财产的行为角度认定拒执犯罪是正确的,但取证难度很大,如果从这些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财产处置的收入角度认定,不仅符合刑法立法本意,合理扩展了打击范围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取证难度,以人民法院现有的财产调查权力和措施完全可以做到。
  
  例如,2018年6月5日,最高法院最新公布的10个案例中,除2件是以处置法院查封财产定罪外,其余8件均是以被执行人转移、转让财产定罪,这8件案件中,被执行人转移转让处置财产后均有收入,而这些收入已经挪作他用,并未存放在被执行人账上。特别是湖南省湘潭县法院办理的被告人林某某拒执罪案,直接以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发生了100余次交易,累计存入金额13万余元为证据定罪判决;浙江省临安市法院办理的被告人周某某拒执罪案,则以周某某出售土地获款150万元用于偿还非法院判决债务和个人消费为证据定罪判决;江苏省响水县法院办理的徐某某拒执罪案,以徐某某获得224万元拆迁补偿款收入后取走支出为证据定罪判决。
  
  这三个案例中,被执行人的账户没有存款余额和其他固定财产,但这三个法院没有把有无财产可供执行作为是否有能力执行的判断标准,而是依据刑法的立法本意对被执行人的拒执犯罪行为进行了有力打击。以上这些被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对加大拒执罪打击力度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有助于帮助我们进一步区分“有能力执行”和“有财产可供执行”两个概念的内涵,推动拒执罪打击工作进入新的层面和阶段。
  
  有能力执行和有财产可供执行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财产可供执行是静态的,有能力执行是动态的,用静态的概念去对应十分复杂、随时变化的被执行人的拒执行为,得到的是点的效果,失去的是面的控制。有财产可供执行肯定是有能力执行,但应该优先采取财产强制处置措施,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不一定就是没有能力执行。如果把有能力执行仅仅理解或者等同为有财产可供执行,就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有能力执行的认定范围,限制了办理拒执罪案件推动执行工作的作用。
  
  一是财产的流动性特征和证明财产的固定性要求之间的矛盾。我们所指的有财产可供执行,从财产的形态上讲,一般是指被执行人银行有存款余额,有车辆,有未设定抵押的房地产或机器设备等,而实际生活中,有大笔闲散资金存放在银行账户上等着法院去执行的情况很少,要么资金处于流动状态,要么公款私存或者用他人的身份证开户而银行卡自己使用,法院调查的难度大、效果差。在笔者办理的一起执行案件中,一个被执行人说,我的企业每个月有20多万的收入,但我的开支大啊,我要还银行贷款利息,要给工人发工资,要购买原材料扩大再生产,我的孩子读私立学校开支也很大,我自己还喜欢打打麻将,我的银行账户上基本上只有几百元余额,哪里有钱执行你们的判决嘛。这种案件,从表面上看是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可以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但被执行人有收入用于赌博,而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案件作终本结案显然又不合适。执行人员告知该当事人,就凭他的这番陈述就属于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可以追究拒执罪刑事责任后,这名被执行人很快履行了全部义务。
  
  二是法院调查财产的时间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不管执行员什么时间点启动查询工作,实际上只能获得查询节点时段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而不是被执行人的全部资金和财产状况。例如,案件1月1日立案执行,执行员1月10日进行网络查询,被执行人银行存款余额为0,但继续查询银行流水,发现被执行人1月8日从该账户转走部分资金。仅从1月10日存款余额判断,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但在执行员发起查询工作之前,被执行人明显是有履行能力的,但并未主动用该笔资金履行义务,而是用于其他事项支出了,将该类案件确定为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以终本方式结案显然降低了执行力度。
  
  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概念,必须明确四个观点。
  
  第一,对被执行人执行能力的认定,不能仅仅依据执行员启动执行调查时间点上的被执行人的固定财产状况。
  
  第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被执行人的一切收入的第一支出必须是优先履行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当然,被执行人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除外。只要申请人提供或者人民法院掌握了被执行人有收入而没有优先用于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证据,就涉嫌构成拒执罪。判决裁定生效后,当事人就应该主动积极地履行义务,而不一定需要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如果界定在发出执行通知书后又过于狭窄。所以,被执行人有收入证据的时间点界定在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是最合适的。从犯罪构成上讲,被执行人在收到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后,就知道了自己的义务,但是在有收入可以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情况下把收入转移或用于其他支出,就构成了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的主观故意。更重要地是,被执行人通过隐匿、转移、转让、处置、高消费等行为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财产可供执行,这些行为不仅不能改变其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事实,相反其拒执的主观故意暴露无疑,恰恰是拒执犯罪打击的重点。司法实践中,此类情况比比皆是,解决了法律适用上的这一瓶颈问题,精准打击拒执犯罪工作就可以得到大幅度地推进和发展。
  
  第三,在被执行人收入方面的证据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取得被执行人的高于基本生活支出的高消费证据,也可以认定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犯罪。这一观点符合《最高院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具体高消费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为依据并结合当地实际生活消费水平确定。
  
  第四,关于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行为性质的认定,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一般意义上的“拒”和涉嫌刑事犯罪意义上的“拒”。一般意义上的“拒”是指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被执行人未自动履行,这是启动民事强制执行措施的前提。涉嫌刑事犯罪意义上的“拒”,根据《最高院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只要被执行人经过拘留或者罚款等强制措施后仍不履行就合乎标准。笔者认为,对于刑事犯罪意义上的“拒”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掌握得更加严格完备一些,同时工作难度也不大。可以分五次认定“拒”: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后,不履行的属于第一次“拒”,责令申报财产后不履行的属于第二次“拒”,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后不履行的属于第三次“拒”,公布为失信被执行人后不履行的属于第四次“拒”,拘留或罚款后仍不履行的属于第五次“拒”。具备了五次“拒”的行为再认定为刑事犯罪意义上的“拒”既体现了刑罚的严肃性,又可以规范执行人员用足用好执行措施,而且对于被执行人来说追究其刑事责任更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应该是指,有证据证明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被执行人有各种收入而没有用这些收入优先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或者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令的规定,经过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书、发出报告财产令、公布失信、限制高消费、拘留或者罚款后仍不履行的行为。除《最高法解释》和《人大解释》规定的12种情节严重的情形外,只要符合以上条件的,同样属于拒执罪打击的范围。
  
  这一概念有《人大解释》第一项、《最高法解释》第二条第(一)项为依据,参照最高法院公布的31个转移财产类拒执罪案例,厘清了和“有财产可供执行”概念的混淆,适当扩展了拒执罪打击范围,符合《刑法》313条的立法本意,作为探索加大拒执罪打击力度推动执行工作发展的理论基础具有价值。
  
  三、“拒执罪”证据收集细则及量刑原则
  
  实践中,证明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涉嫌拒执罪的证据中,“有能力执行”的证据除《最高法解释》和《人大解释》规定的12种情节严重的情形外,应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来进行收集,“拒不执行”的证据则从送达执行通知书、发出报告财产令、公布失信、限制高消费、拘留或者罚款后仍不履行等五个方面收集,具体如下:
  
  (一)收入方面的证据收集
  
  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有一定数额的收入的证据主要包括:
  
  1.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有一定数额的进账或余额;
  
  2.有固定或不固定工资或劳务收入;
  
  3.企业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有经营性收入;
  
  4.有固定资产收益,如房屋、机械设备等出租的租金;
  
  5.其他收入,如继承、受赠、征地拆迁补偿等收入。
  
  (二)支出方面的证据收集
  
  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被执行人的第一支出应该是履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被执行人除基本生活支出外有高消费的证据主要包括:
  
  1.购买、新建、翻建、装修房屋,租赁高档写字楼、豪华住宅,住宿星级以上宾馆等;
  
  2.为自己、配偶及其同居生活的子女、父母购买、租赁车辆;
  
  3.转让、变卖、赠送财产,以物抵债,在合伙经营及离婚事宜中放弃财产权利等;
  
  4.为子女婚嫁,花费、赠送大量财产、金钱,高规格举办酒宴等;
  
  5.偿还未进入执行程序的其他债务;
  
  6.外出旅行度假;
  
  7.进入高档餐厅、歌厅、洗脚城、美容院等消费的;
  
  8.子女就读高级私立学校,上钢琴、舞蹈、跆拳道等非必修辅导班;
  
  9.购买投资性保险及理财产品,合伙投资、入股或购买股票的;
  
  10.雇请员工及家庭佣人的;
  
  11.乘坐飞机、G字头动车、其他动车一等以上座位、列车软卧、二等舱以上轮船;
  
  12.经常性消费800元以上高档酒、60元以上香烟或使用5000元以上手机等。
  
  (三)拒执方面的证据收集
  
  证明被执行人拒执的证据包括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决定书、罚款决定书及送达证明和责令申报财产令、拘留决定书及笔录。
  
  (四)证据收集的标准和要求
  
  自诉人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时,可以只提供自行收集的证据。公安机关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后,自诉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自诉立案时,应该在执行员的协助指导下,提供证明被执行人有执行能力的证据至少有以上17项类型中的3项,上不封顶;证明被执行人拒执的证据由人民法院执行员提供,以上五项缺一不可。被执行人失联的案件由于证据收集难度较大,可以至少提供一项并同时提供被执行人失联的证据,待被执行人被拘留或逮捕归案后再补充证据。例如,本院办理的被执行人左某孝拒执罪一案,被执行人左某孝在本院判决生效后8年时间内音讯全无,经法院调查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案件3次终本,3次恢复执行。此次恢复执行后仍然查无财产,本院依据其银行账户仅有1800元进账支出流水的证据,适当放宽立案证据审查标准,决定逮捕后交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左某孝被襄阳铁路公安处抓捕归案后交待,其常年在福建务工,月收入4000元,2016年后从事产品营销,两年来收入达40万元,但为了规避执行,主要使用现金结算和亲友的身份证开户转账。本院决定开庭审判前,左某孝一次性给申请执行人支付现金110000元和利息20000元,执行案件执行完毕。
  
  (五)案件处理和量刑的原则
  
  1.一审开庭宣判前仍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判处实刑;
  
  2.一审开庭宣判前部分履行义务并和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或履行完毕提起自诉的案件但仍有其他案件未履行完毕的,判处缓刑;缓刑期限一般应长于执行和解履行期限,被执行人未按执行和解协议如期履行的,由社区矫正部门提出建议予以收监执行刑罚;
  
  3.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部分履行的从轻判处实刑;全部履行的判处缓刑;
  
  4.执行员在执行过程中能够取得通讯联系的被执行人,拒绝按照执行员要求到庭接受调查的,拘留或逮捕归案后无论是否履行全部义务,原执行中的罚款应缴纳到位,否则从重处理。
  
  5.其他类型案件,一审开庭审理前全部履行的,仍应开庭审理,可以判决免处,履行义务态度积极的,经合议庭研究,可以准予自诉人撤诉;
  
  6.自诉拒执罪案件原则上应当当庭宣判。
  
  四、以打击拒执犯罪引领执行工作新模式的探索和成效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人民法院自2018年3月积极探索出一系列加大对拒执犯罪打击力度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初步形成了以打击拒执犯罪引领执行工作的新模式,并取得了明显成效。6个月以来,共受理自诉拒执罪案件90件,决定逮捕45人,审结32件,其中,全部履行21件,部分履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9件,拒不履行2件,准予撤诉21件,判处缓刑9件,判处实刑2件,极大地震慑了拒执违法犯罪行为,推动了执行案件质效的大幅提升。1至9月,共执行结案1208件,执行完毕948件,执行完毕率达到78.4%,执行终结231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仅29件。具体采取了以下九项措施:
  
  (一)提出执行理念,明确工作目标
  
  院党组经过考察学习,深入调研,反复研究,提出了以打击拒执犯罪引领执行工作,围绕打击拒执犯罪开展执行工作的理念,坚持“打字当先,严字当头”,按照“一打立威,再打促执,三打治罪”三步曲路径,努力实现诉前保全、拘留罚款、决定逮捕、公开审判前各执行完毕20%,全部执行案件执行完毕率达到80%以上的工作目标,基本解决执行难。
  
  (二)整合执行力量,组建新型团队
  
  成立执行警务局,整合执行局和法警大队力量,配备人员51人,其中,院领导2人,中层干部12人,员额法官7人、司法警察20人。内设执行指挥中心、司法警察大队和保全、情报、机动、突击、处置、督查、江北、江南执行大队共10个部门,为推动执行工作夯实人员力量保障。
  
  (三)设置专门机构,提高审判质效
  
  为解决执行局和刑事审判庭对拒执罪构成认识分歧需要沟通协调问题,确保案件质量效率,在执行警务局设置了专门办理拒执罪案件的处置大队,全部由员额法官组成合议庭,归执行局长统一领导,已审结的32件自诉拒执案件,无一上诉,无一上访。
  
  (四)加强教育培训,转变执行模式
  
  开展了两次拒执罪案件办理业务培训,要求执行员深刻理解党组工作思路,努力转变旧的执行工作模式,既当执行员,又当侦查员,在发出执行通知书启动执行工作后,一边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调查处置,一边开始收集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罪的证据,在被执行人经过拘留罚款仍拒不执行的情况下,向处置大队移送案件追究刑事责任,保持对被执行人的持续震慑力,彻底打破被执行人“欠账不犯罪”的常规思维以及“熬过15天,还是不还钱”的侥幸心理。坚持先取证后见面,一见面就亮出拒执罪证据的做法,很多被执行人在执行员出示证据告知其拘留期满时仍不履行的将立即启动刑事程序后,迫于压力履行了义务,极大地提升了执行案件质效。
  
  (五)细化证据标准,解决瓶颈问题
  
  14次召开党组会、审委会和执行工作例会,反复学习研究《刑法》313条、《人大解释》和《最高院解释》等法律法规,特别是对最高院2015年以来公布的37个典型案例逐案进行分类研判,决定办理拒执罪案件一律采用自诉程序,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明确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内涵,制定了打击拒执犯罪的22项证据收集标准和6项定罪量刑原则,初步解决了办理拒执罪案件不多的瓶颈问题,受到了州中院和省高院领导的充分肯定,推动了打击拒执犯罪工作规范性常态化运转。
  
  (六)争取公安支持,发挥联动作用
  
  在县委政法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和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充分理解公安机关工作任务重的现实情况,尽量不增加公安机关的工作负担。由执行指挥中心统一向公安机关移送自诉人刑事控告书及自行收集到的证据,公安机关一律在一个工作日内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既符合法律规定,又避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承担责任,解除其后顾之忧,积极配合法院工作。充分利用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财产调查权力,绝大多数证据由执行员自行收集,对特殊情况需要公安机关协助查询被执行人相关收入和支出证据信息的事项严格控制,必须由执行局长审批才能报送,不增加公安机关的工作量。对法院自行决定逮捕的失联的犯罪嫌疑人一律移送公安机关执行或网上追逃,并由法警组建接逃专班,全程陪同和保障公安干警出外接逃工作。6个月以来,共通过公安机关网上追逃16人,有14人分别在全国10个省落网,追逃成功率达到87.5%,为解决执行找人难问题开辟了一条精准、快捷、安全的新路。
  
  (七)主动积极作为,周全细致服务
  
  针对部分自诉人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少、取证能力弱的现实,开展对自诉人“保姆式”服务,首先是执行员对申请执行人开展法治教育,宣传打击拒执罪的法律知识和意义,鼓励和引导自诉人提起自诉;其次是以执行员收集证据为主,自诉人提供线索为辅,共同解决提起自诉的证据问题;再次是执行指挥中心统一向公安机关移送刑事控告书,避免公安机关既不立案又不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情况发生;最后是开庭前对自诉人进行庭审知识培训和庭审程序演练,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
  
  (八)规范审批程序,加大打击力度
  
  制定打击拒执犯罪办案规程,对拒绝申报财产或者不如实申报财产的被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采取第一次拘留措施,并同时科以罚款,起到惩戒教育作用,不得提前解除拘留措施。第一次拘留之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予以第二次拘留。对第二次拘留后仍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其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的,依法引导自诉人提起自诉,法院刑事立案。规程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由院长授权执行局长决定,但经过两次拘留仍不履行义务且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报院长决定,减轻执行人员受到的人情干扰。这一制度,有效地改变了过去执行员采取执行强制措施的随意性,以及签订所谓的执行和解协议拖延履行义务时间的做法,规范了执行办案程序,加大了执行力度,提高了执行完毕率,推动了执行工作质效的提升。今年1至9月,巴东法院共拘留罚款324人次,占已执结1208件案件的26.8%,拘留后履行义务的251件,占采取拘留措施案件的77.4%,对打击拒执犯罪起到了基础辅助和推动作用。
  
  (九)考核核心指标,引导工作推进
  
  根据以打击拒执犯罪引领执行工作的总体思路,出台了《巴东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五项核心指标考核办法》,对执行结案率、执行完毕率、拘留数、罚款数和拒执案件报送审查通过数等5项核心指标进行考核。以22名执行办案人员为第一级考核对象,依据每个人的上述5项指标完成情况排名,各项指标的第一名得22分,第二名得21分,以此类推第二十二名得1分,5项指标的总分为执行办案人员年度依次排名的依据,对排名靠前的人员评先表模,提拔重用。执行团队的辅助人员为第二级考核对象,其成绩与该团队的执行办案人员的得分及排名一致,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各执行办案大队为第三级考核对象,各大队执行办案人员的5项指标总分除以人数为大队的年度积分,依据积分对大队和大队负责人进行表彰奖励。这一考核制度简单易操作,相对公平合理,树立了工作的风向标,成为推动工作的助推器,干警办理拒执罪案件积极主动,执行力度不断加大,执行案件质效显著提升,为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来源: 人民法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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